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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和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9）都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现代主义作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收录在乔伊斯早期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Dubliners）中的《车赛过后》（After the Race）讲述了年轻的吉米（Jimmy）在一群欧洲大陆人的影响下迷失方向的故事。而在亨利的《戴西·米尔勒》（Daisy Miller）中，则讲述了天真的美国年轻女性戴西在欧洲式老谋深算的视角下的痛苦爱情。

两篇小说都属于两位作家的早期作品。虽然写作手法有同有异，但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主题：面对欧洲大陆人传统文化的老谋深算，来自不同文化的外来者（都柏林人、美国人）在尝试接近或进入这种文化时，不得不面对迷茫与彷徨，在长时间的挣扎之后，依然无法摆脱困境，成为了社会的牺牲品。吉米和戴西小姐分别是两部小说中塑造的社会的牺牲者。

乔伊斯在《车赛过后》中，将吉米塑造成一个受欧洲上层生活诱惑的清教徒形象，希望通过吉米的精神空虚和瘫痪来讽刺都柏林市井大众的这种恶俗，所以摒弃了传统的 “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的手法，改用内部聚焦，从主人公吉米的视角去展现周围的一切：他眼中的赛车运动、金钱、欧洲大陆人的气质等等。乔伊斯将人物的视角与精神的瘫痪直接挂钩，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用吉米的目光来思考，亲身体验主人公内心的空虚与迷茫。

而在亨利的《戴西·米尔勒》中，作者也采用了这种内部聚焦，但此时却不是以女主人公戴西为视角出发点，而是选择了戴西的追求者男主人公温特波尔（Winterbourne）。虽然温特波尔是一个美国人，对于美国人的天真有较深的了解，但是由于长期生活在欧洲，因此已经沾染上了欧洲人的老谋深算，不习惯于美国式的天真，其思考方式和视角也和欧洲大陆人相差无几，但是在内心中对于狡黠的欧洲人仍然抱有警戒。亨利选择温特波尔的视角展开叙述也正是利用了欧洲化了的美国人的这种复杂心态来推动情节的发展，并且用欧洲化的视角来看待初到欧洲的美国年轻女性戴西的那份天真。在整个故事发展中，读者只能从温特波尔先生的视角出发来了解事情的发展，对戴西小姐的内心世界作出自己的推断，直到小说结局真相大白时才通过温特波尔先生的领悟展现给读者戴西小姐的真实想法，并唤起读者对于这位可怜的美国女性强烈的同情与怜悯。

很明显，叙述角度的选择决定了两篇小说对于同一主题写作侧重点的不同：乔伊斯采用外来者（都柏林人，吉米）的视角叙述是出于对都柏林人的讽刺，而欧洲大陆人的狡黠却不是其批判的重点；亨利采用欧洲化的美国人的视角叙述则出于对与典型美国人天真的同情和对于欧洲式的老谋深算的感慨。

在小说《车赛过后》中，乔伊斯运用一系列的暗示展现出吉米的内在空虚和精神瘫痪。从最初提到吉米认为值得和赛格文（Ségouin）交朋友是因为他见过世面，并且在法国拥有自己的宾馆²，到吉米认为车赛带来的快乐来源于空间的快速移动、招摇过市的荣耀和对于金钱的占有³，再到吉米对于赛格文拥有攫取财富的气质的坚信不疑⁴，最后是对于在赛格文主持下的法国沙龙的彻底折服⁵，吉米已经彻底落入了欧洲人的“圈套”之中。紧接着，作者用了一个双关语“首都（都柏林）与财富”（Capital）再一次暗示了夜色中的利益之流的流淌。吉米开始渐渐意识到什么，但是已经沉醉其中，不可自拔。在法利（Farley）的游艇上，他依然用“这是在见识生活”来欺骗自己⁶，并最终为此付出了代价。

相应的，在《戴西·米尔勒》中，亨利是通过温特波尔先生的一系列心理变化来反映欧洲传统社会对于戴西这个年轻美国女性的看法，并一步步将心理反映在行动中，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当听别人说到戴西经常单身与当地绅士外出，温特波尔先是对戴西的行为出乎自己的意料感到生气，但是毕竟不是亲眼所见，仍对自己向戴西提出求婚满怀希望⁷。当在沃克太太（Mrs. Walker）家中没有看到期待中戴西对自己的热情，而是被安排护送戴西小姐去与另一个绅士约会，温特波尔先生开始对戴西小姐的想法产生了怀疑⁸。当沃克太太为了戴西的声誉来追夹在两位先生之间的戴西时，温特波尔的心中又产生了一丝希望，他期待戴西能够回心转意，意识到自己的“出格”⁹，可是这一次，温特波尔又失望了。小说在温特波尔先生内心的一次又一次反复中被推向了高潮，最终温特波尔被自己说服，承认戴西小姐已经无可救药¹⁰。当戴西小姐的心上人再也不相信自己，当她被曾经同样天真的同胞彻底抛弃的时候，一切都该结束了，戴西小姐在病中死去。但是一切应该结束么？从戴西母亲和罗马绅士的口中，温特波尔最终得知了事情的真相，但是太晚了¹¹，不仅对于戴西，而且对于温特波尔——前一个已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后一个已经永远不可能回到美国人的天真世界中去了。

两位作者都运用了视角主角的心理认知（这里包括思想认识和心理活动）作为小说的主线，逐步推动小说的情节发展，但所不同的是，乔伊斯对吉米的心理认知采用的是纵向挖掘，一步步深入的挖掘出人物内心的空虚和矛盾；而亨利则是表现温特波尔心理认知的变化过程，是在一个略带倾斜的平面中曲折发展的。

应该注意到的是，这样的安排并不是随意选择的结果，《车赛过后》是一部短篇小说，如何在较短的篇幅、较简单的情节中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这种步步深入的写法，既将吉米的内心活动和对社会的认识充分挖掘出来，反映出这位社会的牺牲者挣扎的苍白无力，又在原本简单的故事情节中开发出思考的空间，在引导读者深入体悟、思考的过程中增加了小说的厚度，以深刻的思想获得了小说的成功。而《戴西·米尔勒》是一部中篇小说，其成功不可能仅靠思想的深度，因此对主人公的塑造和情节的设计成为重要的筹码。女主人公戴西小姐作为一个被观察对象，在很多方面的刻画是受到限制的，而在一个略带倾斜的平面上表现温特波尔先生的心理认知变化保证了读者能够有充分的信息来认识、了解戴西小姐。同时这个平面还起到两个作用，即保证小说的深度和为情节的一波三折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所以这两条主线的选择和表现都是富含深意的。

除了两条明晰的主线外，两位作者又不约而同地在各自的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可以与视角主角相对应的人物，并且起到了出人意料的作用。

在《车赛过后》中，乔伊斯塑造了一个表面上憨态可掬的匈牙利人维罗纳（Villona）。这是一个富含深意的人物。他会为丰盛的食物而胃口大开、心满意足，会在车上随性地哼哼，会在别人跳舞、打牌时静静地弹钢琴伴奏，也会在黎明来临之时担任尽职的预报员¹²。他的一切都似乎是那么随意，但却成为这群年轻人中真正与众不同的个体：他并不单纯，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如果是实实在在的好处，他毫不介意，比如说对于美食，他有着比吉米更为浓厚的兴趣；然而对于那些可能的诱惑，他尽量保持冷静，在远处观望，比如说对于打牌，他决不会像吉米那样轻易地陷进去；他不会为了利益去崇拜某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在车上他宁愿哼哼，也不愿向吉米一样艰难地讨好赛格文。事实上，对于维罗纳的塑造正是作者阐述自己人生处世哲学的一种手段，作者笔下的维罗纳是一个狡黠自保的人，拥有西方文明发源之初所认可的那种睿智（cunning）。而在这样的一个实实在在的智者的对比下，吉米这个处在矛盾之中的清教徒也彻底显现出虚荣、空虚的本质。尤其是小说结尾，维罗纳打开舱门站立在晨曦的微光中的形象¹³，不禁让人产生一种神圣的敬意，是上帝的使者么？乔伊斯用一个小小的配角，将自己的影子写进小说，将都柏林人的精神瘫痪作为了智者的笑料。

而在《戴西·米尔勒》中，与视角主角温特波尔先生相对应的是意大利绅士乔凡纳利（Giovanelli）。事实上，读者是从温特波尔的视角去认识乔凡纳利的。温特波尔先生对于乔凡纳利一直有一些看不起，始终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不入流的律师或是艺术家。但是作为欧洲化了的美国人，他确实认识到了乔凡纳利很清楚自己不会真正得到戴西小姐的心，他也相信乔凡纳利只是在利用他的俊脸和好运气。这就是欧洲人的老谋深算¹⁴。可以说，乔凡纳利是温特波尔先生及其他欧洲化了的美国人心目中的典型的狡黠的欧洲人的代表。但是作者塑造这个小说人物，有更深的意思：乔凡纳利确实是欧洲人老谋深算的代表，但是真正给戴西小姐下死亡审判的却是这位真正了解欧洲人的温特波尔先生。戴西小姐是死于她的同胞对她的抛弃，这才是真正可怕的。乔凡纳利的存在使小说的意义不仅在于批判欧洲大陆人的那种狡黠，更表达了作者对于那些欧洲化了的美国人的可悲之情，使读者在传统观念——仅属于欧洲人的老谋深算与仅属于美国人的天真——上进行补充与修正。

可以说，小说中的配角人物的设置使作者的写作意图更加明显，也将小说中的两位社会牺牲者的悲剧烘托得更为充分。维罗纳是乔伊斯塑造的一个心目中的正面形象，他的存在使吉米的方向迷失更具悲情——在这样的寻欢作乐之下，一个清教徒彻底丧失了节俭、勤劳的品质，而懂得克制的人最终披上了晨曦中的微光。而乔凡纳利则是亨利用来侧面烘托主题的重要角色，他使戴西之死从纯粹的欧美文化冲突转变为同胞内部的传统文化与异变文化（由欧洲化了的美国人的观念所形成的文化）的冲突。乔伊斯用配角人物揭示自己所遵循的生活准则，而亨利则用配角人物切换读者常规的思考方式。但无论是从什么角度考虑，两位配角确实使小说中的两位社会的牺牲者处于更强烈的矛盾之中。

回到两位社会的牺牲者，乔伊斯无论是叙述视角的选择、心理认知的叙述还是配角人物的塑造都是极力从正面的角度去解释吉米成为社会的牺牲品的全过程；而亨利则在这些手法上都采用了侧面角度去反映关于牺牲者戴西小姐的一切。这种选择的差异既来自于写作篇幅的限制，也包含了作者对于小说主题的深刻思考。

社会的牺牲者是人类历史中不同文化冲撞的必然产物，相信对于这样一个人群的关注也不会是一时的，如何塑造好这样一群人物，反映人类文化融合的问题也将成为永久的话题，希望对于两位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的分析能够为这样的探讨作出一些贡献。